第101章 程度101 (第3/3页)
本还给她。
“以后继续看,继续记。等我下次回来,再给你讲。”
程娟说:“好。”
1994年上半年,准备写的两篇文章,程度在元旦时已经想好了。
分税制1月1日正式运行,公司法7月1日实施,外贸体制改革在推进,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铺开。
1994年是改革大年,政策密度很高。
程度在脑子里把两个选题定了下来。
经济学方向:
《分税制后的地方财政:制度缺口与弥补路径》
核心判断是选“分税制落地后的制度困境”,而非泛泛的“宏观调控”。
3月左右发表,刚好踩在1994年正在发生的制度变革上。
为什么选这个?
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强化上面财政集权,上面拿走50%以上的税收,但并没有同步调整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。
1994年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“基本沿袭了分税制前的格局,上面出政策,下面对口执行,任务最终都压到基层政府”,形成“上面千根线,基层一根针”的局面。
程度在1994年上半年写这篇文章,等于在分税制刚落地时就指出它的核心缺陷:
收入上收、事权下压、地方缺乏主体税种。
这个判断,后来被二十年的实践反复验证。
核心论点:
地方财政的出路不在“等转移支付”,而在建立地方主体税种、规范非税收入、压缩无效支出。
与1993年那篇的区别:
1993年12月,给赵立春写的《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财政的应对思路》是预判,1994年上半年这篇是落地后的实证分析。
分税制已经运行了几个月,地方财政的真实压力开始显现,程度可以用实际数据说话,比预判更有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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